近臣與外官：試析北宋初期的樞密院及其長官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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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臣與外官：試析北宋初期的樞密院及其長官人選

關于中晚唐至北宋初期的樞密使制度，近二三十年來有不少研究成果，對于樞密院之機構沿革、職權運作乃至長官任用資格，對于宋代中書、樞密的相互制約，都有詳盡的討論 [２] 。論者通常指出，樞密院為典兵之所，而宋代乃多以文臣為長貳 [３] 。自北宋中期，即認定這一作法為太祖、太宗朝的創(chuàng)設，視之為“祖宗成規(guī)” [４] 。盡管就發(fā)展趨勢而言，這種說法有其道理，但宋初的實際狀況，比人們以往想象的要復雜得多。要厘清北宋前期政治格局及制度設施的發(fā)展軌跡，不能不把我們關注的時段放長；而且，盡管新王朝的建立為制度更革提供了契機，卻并不意味著全新制度的開始。歷史上官僚政治制度的建設、存在與發(fā)展，事實上是與統(tǒng)治者的政治行為相關的、多種因素交錯互動的社會過程；制度本身是處于不斷調整建構之中的。把握制度運作更革過程中的階段性環(huán)節(jié)，即成為我們認識該制度的關鍵所在。本文所特別關注的，是“機要之司”樞密院逐步解脫其作為皇帝近密私屬性質的過程。從帝王任用宦官掌機要，一變而任用親信僚屬，再變而為主要任用文臣，雖然反復錯綜而非直線發(fā)展，卻基本上反映出這一機構逐漸由內廷向外朝轉變的路徑。本文希望通過對于晚唐以來樞密院職能性質的演變以及宋初樞密院長官人選背景的分析，探索該機構性質在北宋初年次第轉變的曲折軌跡。一樞密使制度的形成，有一過程 [５] ?；鹿僬茩C要，既是唐代后期政治運作中釀成的重大問題，也是開元天寶以來中樞決策、實施體制變化的產物 [６] ?；鹿賹嗨謯Z的主要是南衙宰相之職權；這種狀況之所以能夠持續(xù)百年之久，既是由于內廷樞務處理體制發(fā)生了變化，也是由于從根本上來說，其背后有皇帝的默許甚至支持。以宦官掌機要，是皇帝任用密邇“家奴”以制約外朝之努力的組成部分。就一般情形而言，當時的宦官對于皇帝雖跋扈又依附，皇帝對于宦官既戒懼亦倚賴；只是在雙方矛盾激化的情形下，才勢如水火而互不相容。天復元年（901）正月，唐昭宗親遭廢立之余，乘成功擒殺“四貴”之機，宣布革除以往“宰臣延英奏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然……撓權亂政”的狀況，但也不過下令“俟宰臣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 [７] ；并且當即任命了新的樞密使。當時，盡管宰相崔胤、陸扆曾上言反對“中官典兵”，建議由自己兼主左右神策軍，他們卻并未建議由外官執(zhí)掌樞密。這正是由樞密使溝通宮禁內外的特殊性質所決定的。 朱溫強行繳奪了宦官長期把持的軍事、機要權。天祐元年（904），樞密使一職，命其“親吏”蔣玄暉擔當。是為外朝臣僚擔任此職之始。這一轉變在當時之所以可能實現，是權力中心已經發(fā)生了轉移的結果。次年蔣玄暉得罪后，繼之短暫“知樞密”的王殷，亦為朱溫親隨。其后一度廢樞密使不置。 五代時期，國家政治體制的運轉，以軍機要事為中心；樞密使有著特殊重要的作用，通常由具有實際軍政斗爭經驗而又獲知于主子、受到器重的武將或文吏擔當。這些人大多是輔佐皇帝奪取政權的心腹親信；其職任性質，仍然屬于供職于皇帝身邊的“內職” [８] 。 后梁置崇政院。據《資治通鑒》卷二六六，開平元年（907）四月辛未條，以宣武掌書記、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事，以備顧問、參謀議；于禁中承上旨，宣于宰相而行之。宰相非進對時有所奏請，及已受旨應復請者，皆具記事因崇政院以聞。得旨則宣于宰相。在解釋“崇政院”設置時，不少記載直接稱之為“即樞密院”，但這一改動，并非簡單的名稱更易。這一機構的職權被正式擴充為“備顧問、參謀議”；而且，稱謂的變更，在保留了必要職任的同時，又示人以改弦更張之意。從這段話中我們也看到，“知崇政院事”居于禁中，其職掌是：一，在皇帝身邊參與機要事務的決策；二，在禁中的君主與外廷的宰相之間內外溝通。該職并不直接指揮朝政，仍然具有“內職”性質；但它不再由“內臣中使”擔當，而是由皇帝親信文吏或武臣擔任——銜接這一轉變兩端的是其“親隨”實質。當時的“知崇政院事”敬翔，即自視為“朱氏老奴” [９] 。這一職任以外臣而掌內廷機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過渡的性質，被視為皇帝的“私人”，顯然尚未完成向外廷中樞機構首腦的轉化。 北宋前中期，歐陽修、宋敏求、沈括等人都曾在史館中見到過后梁時期的《宣底》，從中可窺得當時中書與崇政院關系之一斑?！缎挛宕贰肪矶摹豆珥w安重誨傳論》：予讀《梁宣底》，見敬翔、李振為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上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因崇政使聞，